? ? ? ?江明老師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但是科學成果是有國籍的”。我想，作為科學家，他最大的愿望莫過于站在國際學術盛會的講臺上展示自己的科學成果。這不僅僅意味著自我價值的實現，更是意味著向祖國母親獻上厚禮。作為高分子科學家，世界高分子大會無疑是實現這個愿望的“金色大廳”。2010年7月16日，在英國Glasgow舉行的第43屆IUPAC世界高分子大會（Macro2010）上，江明教授做了大會報告。一個多月之后的今天，我懷著眾多同學的重托，走進他的書房“納雅齋”，近距離地感受老師風采，回味精彩瞬間，那熱烈的掌聲似在耳邊環(huán)繞，那激動的場面似在眼前浮現。
（江：江明教授?郭：郭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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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江老師，您好！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接受我們的采訪。您前陣子剛從英國參加世界高分子大會回來，并受邀做了大會報告，同學們都想分享一點您的經歷和感受，能和我們談談嗎？
江：好呀。這次大會的全稱叫“IUPAC第43屆世界高分子大會”，簡稱Macro2010。 這是系列大會。第一屆大會是1947年在比利時召開，這次是第43屆了。它是高分子學術界最高級別的綜合性的學術活動，在高分子界的威望很高。大會雖然已經有60多年歷史，但幾乎沒有中國人做過大會報告。僅有的一次機會是2002年在北京召開的由我國化學會主辦的大會，邀請了中國石化總公司的洪定一教授介紹了中國高分子工業(yè)發(fā)展的總體情況。所以真正意義上的大會學術報告，我是第一個被邀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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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您接到邀請后的心情怎么樣？
江：一年半前我就收到邀請了，自然很高興。這也算一個標志吧，標志我們中國高分子逐步被世界所承認。大家都很關注這件事情，我特別覺得責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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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您是怎樣準備這次大會報告呢？
江：我知道這個邀請的分量，所以做了很認真的準備。報告題目反復斟酌，最終定為“New Strategies for Macromolecular Self-Assembly in Solutions”。這實際上是我們過去十年的工作的總結性的報告。為了準備這個報告，我四月份去了日本，在幾個知名大學做了5場相關的報告，這也是“熱身”嘛。在日本朋友中的反響也是蠻好的。但有教授給我提出，如作為一個大會報告，可做得更綜合一點，更宏觀一點。這意見很好。于是我回國后對報告內容作了較大的修改。我去除了一些細節(jié)的討論，把十年當中好的工作集中起來，更多的在面上鋪開。我從我們提出的非共價鍵膠束（NCCM）的由來講起，著重這幾年的新發(fā)展，包括新的組裝單元（不僅是柔性鏈，還有剛性鏈、扇狀分子和生物大分子），新的驅動力（不限于氫鍵作用，更多的考慮主客體相互作用）以及通過大分子自組裝制備新的超分子材料，包括可逆凝膠等等。大會報告的時間是一個小時，包括討論部分。會議主席建議我講五十分鐘，我正好用了五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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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您能向我們簡單介紹下與您同臺報告的其他七位教授么？
江：一共八位大會報告人，他們中不乏相當權威的人物，比方：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Jean Frechet教授，他是“樹枝狀大分子”的鼻祖，一位大師級的人物；還有法國的Ludwik Leibler教授，理論非常強，高分子微相分離理論的奠基人之一，他在“Macromolecules”上發(fā)表的論文是該刊自創(chuàng)刊42年來引用最高的一篇。最近在Nature又發(fā)表了一篇關于超分子可逆交聯(lián)網絡的研究論文。還有一位是荷蘭的Han Meijer教授，是高分子材料加工和力學性質方面的國際權威。這三位都是特別知名的。能夠和他們在同一個講臺上演講當然也是很榮幸的事情。順便說一句，Frechet在報告中用罕見的熱烈語言對他的博士后高海峰大為贊揚，而海峰是我系府壽寬老師的學生，03年得到碩士學位的，我聽了特別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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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您做完報告后，應該有很大的反響吧。
江：特別關心這事的是中國的同胞，國內各個單位參會的中青年學者，海外華人。報告結束后，正好大會休息，大家放棄了咖啡，都圍聚過來，很興奮地給我講他們的感受，大家一起拍了許多照片。一位在英國Sheffeild 大學的博士后發(fā)email 對我說：“...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feel proud of listening to a talk given by a scholar from China.”其實在報告前我多次想到過，如果我這次講砸掉的話，將來有可能在好多年里這個講臺不再有中國人的身影了。正如開頭提到的，這個報告也可以看作一個標志，中國高分子研究發(fā)展到了新階段。過去登上這個講臺上的都是發(fā)達國家的。像這次，其他七位學者來自美，英，荷，法和日本5國。我報告時，會議的幾個主要組織者都在，如Macro2010大會的主席Peter Lovell教授，學術委員會主席David Haddleton教授，他主持我的會議，還有IUPAC高分子分會主席Christopher Ober教授等。報告結束后，他們都和我握手祝賀，說了許多贊許的話。當然，這里面或有禮貌的成分，不過也不至于過于虛偽吧。呵呵。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圓滿的完成了這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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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聽上去您挺有壓力的？
江：是啊，責任重大！我想當西方的這些高分子界的大家們被邀請報告時，他們是把這當作普通的個人行為的，可能不會想很多。而對我確實是不一樣的，我自然會想到，這幾十年中我們中國高分子學界就這么一個機會。我不能不覺得責任重大。當然，這里還有一個語言方面的問題，這不是用本國語言來講的，而且我學英語很晚，我到四十來歲才有機會開口說英語。有時我和同學們說；“你們要知道，學好英語，講好英語，用英語寫上漂亮的論文，像用母語那樣，要一輩子用功夫。我是肯定達不到那個境界了，學英文我只有半輩子，而且是對學語言不利的下半輩子。”不過，這次我盡力了。我再告訴你一個小故事。在這次大會前我特地去了Liverpool大學，30年前我在那里作訪問學者。我當年的合作導師已退休了，他特地來校聽我的報告，我很感動。第二天他請我到他家吃飯，我抓緊這個機會，在他家客廳里對他一個人又講了一遍，執(zhí)意要他提意見。確實又改進不少，特別是語言方面。比如，他告訴我，講到把環(huán)糊精從PEG鏈上拉出來時，我講“pull out”，用錯了，應是“pull off”。學無止境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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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下一次大會在哪兒舉行？
江：兩年后,美國的Virginia理工大學（VIT）舉辦。有個花絮是,在這次大會閉幕式上，來自VIT的一位教授報告了他們辦會的設想。他的PPT有好幾頁竟然是用中英文兩種文字做的，太別致了！當時我們在座的中國人看了很興奮，鼓起掌來。他特別說了，寫上中文就是因為現在高分子學界中國學者特別活躍，他們非常歡迎中國的學者參加。
郭：江老師，我看到您的報告的PPT前面有一頁漫畫，您想表達什么意思呢？
江：1979年我剛到英國的時候，我國剛剛改革開放。被孤立了太久，很多人都不了解中國。有次家里有件很急的事情，我要打電話回家。當時，當然還沒有手機，長途電話還要通過電話局轉接。我對接線員講，我要長途電話到上海，她竟然問我：“Shanghai? Where is Shanghai?”要知道，當時上海已經是擁有一千萬人口的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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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太不可想象了。聽到這個回答，您的心情怎么樣？
江：當然挺吃驚的。但是我也不能責怪她，畢竟中國封閉那么久了。那天在做報告的時候，我還講：“如果這位接線員還健在的話，我愿意邀請她到上海參觀世博會，我給她買入場券。”我用這個開場白，就是要老外們感受到中國這30年的變化是何等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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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您在大會現場看到了很多師兄師姐吧。
江：是的。我們會后還一起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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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最后一個問題，您為啥不守“國際慣例”，穿中山裝做報告呀？
江：我選擇它，是為讓人記住，我是從中國來，讓人一下子就知道我的祖國，讓人有特別的印象。實際上這不是傳統(tǒng)的中山服，它沒有緊束頸部的“風紀扣”，而是留有一個一寸左右的口子。我很喜歡這個設計，因為，在我心目中這就是象征開放了，言論自由了。你提到的那開場白和著中山裝這兩個細節(jié)確是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最近一位哈爾濱工大的教授寫電郵對我說:“……這次懷著激動的心情聽完您的大會報告，除了學術上的收獲外，更為您的報告開場白中有關電話接線生的故事深深打動！……我們終于在世界高分子領域的大舞臺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特別注意了江老師您做報告時沒穿西裝，穿的是中山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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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再次感謝江老師接受我們的采訪。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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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走出“納雅齋”，江明老師的身影從我的視野中淡出。而之前近一個小時老師向我形容的場景，如此清晰地存在我的腦海。實在無法言語身著中山裝的儒雅學者走上高分子的“金色大廳”的講臺上做大會報告時，給整個會場帶來多強烈的中國氣息。江老師用他的大半生在艱難中不斷摸索，依賴著他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那股特有的堅持和韌性，努力著分分秒秒。當他桃李滿天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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